温迪雅访金庸

　　温：查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是《明报》的创始人，也是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但很
少有人知道您年轻时的愿望是做一名外交官。

　　金：我想做驻外记者的愿望是在抗战的时候产生的，我当时很想周游列国，到全世
界去看看。

　　温：据说1950年时，你曾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求过职？金：也不是去求职，当时是外
交部有个人邀请我去的。

　　那时候我研究的是国际公法，因为梅汝敖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当时东京战犯法庭的
大法官。作为外交部的顾问，他到北京时希望有个助手，要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以后
我才发现，我将从事的工作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人民外交学会，这和我的理想不一样
，我就又回到香港继续我的新闻工作。讲故事，是文学创作的起点。

　　温：您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金：因
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最初，一家报纸需要一篇小说，由于兴趣所在的缘故，
我自然而然就写了。中国的武侠小说看了很多，外国类似的武侠小说我也喜欢看，具有
冒险性、斗争性的这类小说我都特别感兴趣。

　　温：您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具有自己道德、准则的“江湖社会”，这
是否是您理想中的社会？金：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小说中就有这样的假设。比如
《水浒传》这部小说，它里面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如宋江、武松……本身就是“江湖社
会”中的故事和人物，当然它也有对一般人民的描写，但主要的，还是对特定的江湖社
会的描写。

　　温：您并不会武打功夫，但您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充分表现出您丰富的想象力和
结构布局能力，这种能力您认为是训练出来的，还是天生的？金：好像是天生的，就像
讲故事，我可能会比别人讲得好一点、生动一点。企业家须有经济头脑，文人则可浪漫
一点。

　　温：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文化人。在香港，文化人办报确实很不容易，我想请
您谈谈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金：文人本来是写文章的，我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办报纸就变成一个企业家了。做
企业家必须要有经济头脑，要学会计算，学会经营，这是跟文人无关的。

　　温：也正是因为您把“文人”和“企业家”分得清楚，才得以成功？金：我这个脑
筋可以变的。办报的同时我写两种文章，每天写一篇社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有关
国际政治或是内地、香港、台湾方面的问题；另一篇文章是武侠小说。

　　写的时候两个脑子分开。写武侠小说时不去考虑国际政治问题。

　　温：您写了三十多年的政论，对很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否也是
您办报成功的一个原因？金：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
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

　　温：据说您有非常强的推测能力，您预言的很多事情在若干年后都得到了验证？金
：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也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
责任。如果我拿大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
：你怎么这样乱写！

　　温：武侠小说和《明报》这两样东西，都为您带来了声誉和财富，武侠小说在1970
年时您说不写就不写了，而《明报》也是说卖掉就卖掉了。您做事总是很决断的？金：
这些事在决定前都详细地考虑过。办报纸，人多、责任很重，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趁
着我精力还好、体力还好、头脑还清醒时，早点把报纸卖掉，让适当的人来继承发展下
去，这样比较合适，我应该让出来。关于武侠小说，我自己有个原则，希望不要重复：
这样性格的人写过，我希望不要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我希望不要重复。

　　我一共写了15部，很多事情都写过了，很多人物都写过了，再写下去就都重复了，
读者就会觉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觉得不好看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已经是“江郎才尽”
了，已经没有才能再创造新的故事、新的人物了。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是我真正的
感情。

　　温：您生长在浙江，在重庆、上海都念过书，后来您又在香港这么多年，对香港的
感情，与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金：这种感情是不同的，我真
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对祖国的依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老了以后，回到杭州
去，死在浙江。

　　温：能否谈谈您对香港和对故乡的感情有什么不同？金：香港对我很好，我很多事
都是在香港做的，香港给了我很丰厚的回报。我从小时候对香港很欢迎，我现在对香港
也很欢迎，我做生意也很成功。我到饭馆里吃饭，很多人见到我都笑嘻嘻的，很开心，
有的人会拿本书来请我签名，我觉得这是个对我很温暖的地方。我在香港得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能够对她做出回报。所以当年参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现在又做筹备委
员会的委员，都是出于这种回报的心理。有人误会，以为我想做官，希望搞政治，其实
我这个人的个性不适合做官，因为我不喜欢接受命令。

　　温：据说当初有意邀请您来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时，您曾经犹豫过？金：这
件事1985年开始去做。当时一直犹豫，因为《明报》是个很独立的报纸，对于内地的事
情有时候批评、有时候赞美，如果我参加《基本法》起草的话，人家会说：你受了“人
大”的委任，但只有赞美，没有批评了，那你就不是很独立、很公正的报纸了。当时犹
豫，后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个不是捧场，是为香港服务，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
为香港今后50年的发展制定一个根据。我在学校是念法律的，在这里又做了几十年的报
纸，对香港非常了解，对内地也非常了解。基于这几个条件：了解内地、了解香港、又
懂法律，最后就当仁不让了。我也觉得应该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热心、很努力地
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