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殿堂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场报道
编按：今年五月十七至十九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十五名教授和博
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二十六位学者聚首一
堂，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
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
黛色的群山，洁白的雪峰，湍急的溪流，似锦的繁花。五月中旬，一个题为“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
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十五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
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二十六位学者，既为置身世外桃源而感欣喜，更因会议
主题作家、现年七十六高龄的金庸亲临盛会发表演讲而兴奋不已。
与会者提交了三十多篇中、英文论文，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
、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剖析了金庸创作中的疏失，甚至就金庸评论
再作审视和评说。各国学者竞相“上阵过招”，高潮迭起。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
以“紧凑丰富、应接不暇、大开眼界”十二个字来概括与会的感受，并预言这次国
际研讨会将成为金庸研究的“里程碑”。会议召集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
系教授葛浩文指出，这次研讨会不仅将对未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将“促使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视野”。
金庸小说推动文学史变革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引人瞩目的，不仅是与会者倾
力阐释和解读“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热在燃烧”的奇异文学及文化景观，更
在于学者们提出了“改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直接诉求，以及对实现这一宏
伟构想的可操作性的审慎评估。
变革的题中之义，是除旧立新。会议另一召集人、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
系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在发表会议导言时语锋犀利地指出：“书写出来的现代文
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在这样的框架下根本不可能认识金庸小说的价值，也不
可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主张在试图重写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时，“摆脱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的偏见。”
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出现了空前的大变局，
文学史亦注定要“不断被改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挣扎
，在古典中国文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的夹缝中寻求独立的审美品格和自身发展道路。
这一“创世纪”的历程充满艰难曲折。
在一篇题为《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中，陈墨评折了重写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客观困难。首先，由梁启超倡导的“欲与民必欲新一国之小
说”的新思想，既赋予小说以新文化先锋的重负，但亦扭曲了它的自由天性，乃至
阉割了真善美本质。其次，政治及意识形态在影响和制约本世纪文学发展中，具有
关键性，乃至决定性的地位。再次，历时数百年的西方文学规范及浪潮拍击中国文
学河岸，中国文学创作在创建自身审美规范时面临选择的困窘。其四，二十世纪中
国作家心态充斥浮躁与忧思，出现了不少“时过境迁、馀者无多”的“泡沫文学”
。其五，由于政权更替和社会演进，由于大陆、台湾和香港的长时间分隔，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空格局中，都存在价值及审美范式的明显差异。凡此种种造
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矛盾纠结又千差万异的总体状貌，亦凸显了重写文学史的
艰难。
陈墨在会议发言中指出重写文学史的方法：“一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成一
个整体；二是恢复或建立审美文学的本来特徵，并以此称量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
三是寻找或创建二十世纪文学的新史学规范或框架，并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进行审视
、选择和建构。”
陈墨强调，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既要求
文学史家打破政治偏见，亦要求他们克服诸如“轻传统而重新潮，重主流而轻边缘
，重高雅而轻通俗，重庙堂而轻民间”的文化偏见。
从本土文学传统重新发现金庸“重写文学史”和“重新发现金庸”，是这场国
际研讨会中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主题。解读并阐释“金庸热”经久不衰这一文学
之谜的努力，往往生发为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动机；而在重新建构现代
文学史框架后，才能重新评价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然而，如何重
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呢？刘再复在会上提出“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
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张。他认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
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一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金
庸是本土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集大成者，其贡献已使武侠小说进入“全新的境界
”。
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类，其从内容到形式
，都与民间文化、文学传统、汉语特质等中国文化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其有“国粹
”特质。自从武侠小说在清末民国年间趋于成熟后，江湖、奇侠、武功这三者成为
其展示“国粹”特质的精髓。金庸则别出心裁地扩展了武侠小说的三大程式，“在
扑朔迷离的江湖中可以看出现实社会的影子；各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的经历则透视出
人生的磨难和智慧的成熟；荒诞奇幻的武功在语言文学魅力后面隐藏著中国文化哲
理”。林岗指出，金庸作品之所以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无人匹敌，恰因其有“精深博
大的文化内涵”。
“金庸小说不是五四以来新小说进化链节上的进化物，而是中国文学发展波折
中的一个异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表示，金庸在继承中国传统小
说的基础上，对旧小说文体进行改造，也有意无意地受到西方戏剧、小说写作的影
响，其作品韵味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金庸对西方小说的意识、心理分析等“
现代技巧”不太在意；以中国文化为依归，才是他的热心所在。孙立川的结论是，
金庸创作“实践了回归中国传统小说的历程，与当时哲史学界的新儒学的中兴有殊
途同归之处”。
无论是刘再复的“双向分流”说，林岗的“国粹特质”说，还是孙立川的“回
归传统”说，都向新文学传统发起了挑战。然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却在
题为《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抵》的论文中，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
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根抵，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起著决
定性的作用，可说很大程度上决定著金庸作品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素质。“如果说中
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金庸小说丰富的建筑材料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学和西方近
代文学修养，造就了金庸小说的内在气质。”
严家炎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第一、新文学家将性格当做核心，且认为
“情节是性格的历史”，金庸小说将人物塑造、性格刻划放在首位，恰印证他接受
了这种世界性的文学经验；第二，金庸小说内在结构是一种多种矛盾、多条线索、
纵横交错而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显示他借鉴和吸取了“五四”
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结构模式；第三，金庸语言兼融了传统小说和新文学作品两
方面的长处，但主要得力于新文学的修养；第四，金庸小说注重意境，亦见受“五
四”新文学和欧洲优秀作品的薰陶；第五，金庸开拓创新、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亦和“五四”新文学家一脉相承。
严家炎强调，正因为金庸运用“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对武侠小说
从文学观念、小说结构、叙事语言、意境创造乃至写作态度等方面进行改造和革新
，金庸作品才能“突破一般通俗文学水准而具有高雅文学的一些特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指出，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无法绕开
其与“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
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
虑在内。”不过，陈亦预言，下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
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意精神
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
在虚构和史实之间徘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会上发言中提及，他和北
大中文系副教授吴晓东合著的《彩色绘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金庸武侠小说作过这样
的评价：它“反映了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工业社会的延续，又是羁靡于世俗社会中
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替代性投射，而虚拟的超现实的江湖世界，则是
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印象的本能在现代文明中的体现，它满足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好奇
心和幻想力。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在这个意义上象徵了汉文学在新
世纪的艺术想像力和极致。”
钱理群坦承，“极致”的判断似乎说得“满”了一些，但金庸艺术构思中的浪
漫想像，却折射了作家的复杂心态。钱指出，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
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
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
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
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
似宗教的作用”。这正是金庸小说吸引力之所在。
孙立川指出，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是“虚构和史实相结合”。他常以历史为大
背景，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中拈出一两个人作反衬，却以虚构人物作主角。
这种手法恰是明代小说的一个创作传统。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表示，金庸武侠小说常采用“藉历史写武侠
”的方式，无论在“虚实相生”、“若虚若实”的技巧运用上，皆完全撷取了历史
小说的优点，使其作品的虚构性在历史真实的映衬下，展现气魄恢宏的格局，因而
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典范。
不过，林保淳亦指出，金庸的“历史癖”过于强烈，因此不免造成若干缺憾。
尤其在处理真实历史人物时，他显然有点无法掌握虚实之间应有的分际。
例如，《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既不守妇道，且有性虐待的癖好，自
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加以区别。但金庸刻意强调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
性，则此一满清公主能否下嫁韦小宝，则令人滋疑。林保淳在会上献给金庸的衷心
之言是“在历史提供的事实范围中尽情虚构，但不扭曲原有的人格形象。”
台湾原《联合日报》副总编辑叶洪生在其《论金庸小说美学及其武侠人物原型
》的论文中指出，金庸在武功的描述上，有“颠覆科学基本认知，超越现实人生经
验”的吊诡及异常情状。他说“金庸小说尽管在当世评价极高，却非无懈可击；往
往为了追求奇趣，或为加强娱乐效果，他不免有所疏失，甚至弄巧成拙。”
这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群英毕至。与会者中不仅有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钱
理群、陈平原教授，还有李泽厚、杜迈可(Michael Duke)、赵毅衡、张隆溪等名学
者及刘心武、李陀、吴亮等名作家，亦有如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金庸小说作
博士论文的韩倚松 (John Christopher Hamm)等新一代汉学家。更引人注目的，是
在欧美国家大学讲授文学课程或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美貌的“八才女”：刘禾、刘
剑梅、沈双、田晓菲、何素楠(Ann Huss)、孟悦、虹影和坚尼。
伍幼威（本刊特约驻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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