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男子——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

    金庸

　　吴小姐在（金庸小说的女子）中说，「金庸的女子大多数不是完整的人物，起
码就绝大部分金庸女子而言，她们的生活集中于一个片面：爱情。『爱情是男人的
生命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的生命的全部』──这句话想必是某位男士说的，而金庸
的女子似乎极力在印证这句话，她们的生命，除了爱情之外，没有甚么别的东
西。」这段话大致上不错。

　　现代社会中女子的生活多姿多采，和男子相差不多。但中国古代的女子，生活
中除了爱情之外，实在很少甚么别的东西。我的小说既然写的都是古代的人，很难
设想中国古代女子的生活不是以爱情作为单一的主题。中国历史上，除了吕后、武
则天等寥寥几个政治女子之外，极少有甚么名女人的生活不是以爱情为中心。爱情
当然不是只指男女的性爱。对父母之爱，对子女之爱都是爱情。木兰（未必真有其
人）从军，出于对父亲之爱而不是为了杀敌报国；孟母、岳母的感情集中于爱护儿
子。

　　古代外国女子的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往往另有一分强烈的宗教感情。但即使
是宗教感情。她们也混入了世俗的爱情，修女进入修道院，仪式中表明是嫁给了教
会，成为基督的新娘。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女子才有选举权。伊丽莎白一
世、凯塞琳女皇这种政治人物，不论中外都是罕有的例外。

　　男子的生活可丰富得多了。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
。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伸出去便是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
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
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西洋骑士小说的精神或为体现上帝的意旨而奋斗，或为保
护弱女子而反抗强暴，和中国武侠小说大为不同。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
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已任，当在
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
极；当然，也有不少人向现存秩序投降屈服，以换取权势、名利。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
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
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
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
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
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
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
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
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
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其间外界环境也介入
而发生重大影响。但人的性格中不仅有合理化、「该当如此」的一面，也有混乱、
荒谬、决不合情合理的一面。近代心理学家认为后者是反映了下意识的活动，容格
（Ｊｕｎｇ）甚至认为其中有大量种族性、文化传统、远代遗传的因素，很难作简
单的解释。吴小姐读哲学，研究法律，思想上喜欢条理分明，合于逻辑推理。可惜
人性中错综复杂，荒唐模糊的因素太多，现代艺术之成为古典艺术的反动，当为主
要原因之一。所以，不能说性格如此，结局一定如彼，只能大致上可以看出一个趋
向而已。

　　我几部篇幅较短小说男主角的结局并不明确。从个性来分析，《雪山》与《飞
狐外传》中的胡斐是第一类的热肠人，《连城诀》中的狄云、《侠客行》中的石破
天是第二类的退隐者。

　　从社会观点来看，置身事外未免是逃避责任。但即令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孔子，也主张「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
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
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
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